章桦：起伏人生　苦乐年华

        从大山深处走出　城市中的发廊女变成年度纪录片导演　身为“爱心慈善大使”又变成被告———

　　发廊女、未婚妈妈、获“年度纪录片导演”称号的纪录片导演、爱心慈善大使……38岁的章桦在短短的十余年间经历了人生的多重角色转换。

　　作为纪录片《姐妹》的主人公，她因这部纪录片的热播而成名，从浙江衢州山区走出的发廊女章桦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并且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了一名获得“年度纪录片导演”称号的纪录片拍摄者，随后她又用自己手里的摄像机帮助了近50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成为了一名“爱心慈善大使”。应该说，章桦的生活经历，充满了戏剧化元素。

　　今年4月10日，她又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角色———被告———在帮忙筹集到10万元捐款给同乡12岁的女儿治病之后，章桦和那位同乡，也就是患病女孩的母亲，因为捐款的监管权问题发生纠纷，并且最终被告上了法庭。

　　角色·被告

　　■被受助者推上法庭

　　庭上温和女性休庭时突然爆发

　　和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对簿公堂是什么滋味？4月10日，在衢州市衢江区法院的被告席上，平时自己拿惯了摄像机的章桦却成为了现场数十家媒体聚焦的目标。庭审过程中，在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中，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的章桦表情平静、语气和缓。

　　然而在休庭半小时期间，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冲突却毫无预兆地突然来临。原告小双（化名）的母亲朱冬英对在场记者说完几句让章桦难以接受的话之后，章桦一改庭审过程中的安静，声嘶力竭地对着朱冬英爆发：“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双方的争吵迅速演化成一场冲突，15分钟后才被劝解平息。法庭里发生的这场冲突被现场摄像机记录，可能将会被收录进纪录片《姐妹2》作为结局。作为《姐妹2》的主要拍摄者，章桦却又成了这部纪录片的剧中人。

　　这起诉讼的事实并不复杂：低保户朱冬英12岁的女儿小双患了重症———血管瘤，经人介绍认识了老乡章桦要求帮忙。章桦凭借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从一家企业筹集到10万捐款，并签订了专款专用、捐款由章桦监管的协议。后来，朱冬英提出由自己来支配这笔捐款的要求，而章桦怀疑朱冬英会把捐款挪作他用，在争吵后，双方都不再信任对方，最终对簿公堂。

　　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诉讼，当事双方都希望患病的孩子能够住进医院去接受治疗，但却因为互不信任等原因而未能如愿。第一次帮助衢州同乡筹集捐款的章桦，最终却迎来了她人生历程中的一场诉讼。

　　在她看来，正是由于和原告存在老乡的关系，才使得这场本不该发生的官司最终发生了。章桦说，孩子的母亲觉得她应该顾及老乡的情面，既然已经帮她筹到了这笔捐款，为什么这笔钱不能直接送到她的手上呢？章桦认为，当初她本人没有和小双家直接签订书面的捐款监管协议，也是没能避免官司发生的原因。在她看来，她帮助过的人多是生活比较贫苦的农村百姓，思想比较纯朴。如果还要和他们签订协议，会让人觉得自己不信任对方。

　　角色·发廊女

　　■走出深山进城市初为人母吞苦涩

　　衢州的老百姓大多知道，这起诉讼中的被告章桦有着颇为戏剧化的人生经历。直到22年前，她和诉讼中的原告小双一样，都生活在浙江西部衢州市偏僻的深山之中。

　　关于她的故事，章桦现在的工作搭档李京红在其纪录片《姐妹》中做了完整的呈现：

　　1986年，16岁的章桦离开了衢州大山深处的家乡，当时市里的纺织厂到村里招工，章桦在虚报两岁年龄之后成了一名纺织女工。因为活累钱少，章桦在一年后投奔了在镇上开理发店的二姐章微，学起了理发。

　　章桦20岁那年，二姐的发廊开到了昆明。在四季如春的昆明，章桦遭遇了自己的爱情。来昆明旅游的山西人小杨声称自己是“家门有三道岗哨”的高干子弟，他和章桦在理发店中邂逅。不久后两人开始相爱，并且从1991年开始同居，随后生下了女儿。小杨从不出去找份工作，两人也经常打架。章桦催小杨结婚，却被他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

　　在一次以死相逼后，小杨带章桦母女回太原见家人，最后却停滞在火车站不回家。几天后，竭力回忆起小杨身份证地址的章桦挨家挨户找到了小杨的家，却发现“高干子弟”的家是一处狭小破旧的平房，小杨的父亲是位蹲在桥下修车的老人家。就连小杨本人也根本不姓杨。

　　一番争执后，两人分手，女儿留在了太原，而章桦回了衢州度过了阴郁痛苦的1996年。随后，为了离孩子近点，她选择了在北京大兴的一家发廊工作，遇到了后来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李京红。

　　角色·主人公

　　■成为纪录片的主人公《姐妹》全国热播

　　2000年夏天，章桦和二姐在深圳开了“柏丽”发廊，随后李京红扛着DV闯入了她们的生活，一部名叫《姐妹》的纪录片就此开始。姐妹们的生活经历、心路历程，甚至隐秘的心事，都被记录到李京红的镜头中。这部被称作原生态反映社会底层人群艰难求存的纪录片四年后在全国热播，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李京红说：“《姐妹》锁定的不只是5个从农村走到深圳寻找梦想的姐妹，而是大时代的清晰背影”。

　　后来，章桦姐妹的发廊却因生意冷淡，经营不下去而关门，章桦面临着新的生活选择。

　　角色·拍摄者

　　■从发廊女到纪录片导演处女作获大奖

　　在“柏丽”发廊关门之后，李京红劝章桦换一种生活方式，并且鼓励章桦学着用DV拍摄。最初，章桦只会开机、关机，也不敢拿到街上去拍，每天都窝在家里拿姐姐和姐姐的孩子当拍摄对象来练习。掌握一定拍摄技巧后开始拍摄结婚录像以缓解部分经济压力，最终因难以忍受自己特别渴望却又不能经历的结婚喜庆场面而放弃。

　　2003年9月，章桦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姐妹》的后期剪辑。半年时间内，章桦拼命学习着纪录片制作的所有技巧和知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遇到了不曾想像的困难，最后通过艰苦的努力，到《姐妹》后期制作接近尾声的时候，用心的章桦学会了基本的剪辑。不久后，章桦萌生了自己独立制作一部纪录片的想法。随后，她入住深圳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很幸福的家庭长期拍摄，最终完成一部29分钟的纪录片《邝丹的秘密》，这部处女作出人意料地荣获了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评委会大奖。后来，她还因参与拍摄、剪辑《姐妹》而和李京红一起获得2005-2006“年度纪录片导演”的称号。在数年间，章桦完成了从一个在底层生活的洪流中拼命追逐的发廊妹，到观察和体会这个时代里女性真实内心世界的纪录片拍摄者的角色转变。

　　角色·剧中人

　　■无法成为旁观者拍摄方式引争议

　　纪录片拍摄者的身份要求她始终保持冷静，而她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这种感性体现在了她拍摄纪录片的方式上。她说，没法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以至于经常让自己在事件中介入得很深，甚至成为了纪录片中的剧中人。拍摄《天堂之路》的过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周凡的姐姐周波是武汉市一位英语教师，27岁那年正准备结婚时，突然罹患乳癌，必须要切除一只乳房，男友选择了放弃。另一个逃离的男人是周波的父亲，他因受不了生活的重负也离家出走了。周凡放弃了工作专心伺候姐姐，可她在无意中发现，小时候父亲不仅毒打过她，而且还毒打过姐姐，周凡的精神世界崩溃，她得了抑郁症，并且把这一切不幸都算在了父亲的头上。镜头里的周凡用碗盆一股脑儿地砸向父亲，用凳子砸向父亲，并且发出咬牙切齿的叫骂声。章桦的身影冲到了镜头前，与周凡扭打在一起，直到将她死死地按倒在地。

　　《天堂之路》在业界人士的好评中获得了成功。但一起来临的还有纪录片理论界对于《天堂之路》的争议，拍摄者章桦介入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从镜头后走到了镜头前，成为了事件的当事人，这种拍摄方式和传统的纪录片尽可能地不干预生活的理念相违背，不少业内的专家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方式持不同的看法。

　　而章桦说自己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纪录片导演，她从来就不是这个专业里面的人，初中文化的她只是一个编外的人员。她没法让自己做到置身度外的冷静。但是也只有这种拍摄方式，才能让自己融入被拍摄者的生活。

　　这种拍摄方式也让章桦自己付出了代价，因为对周家的生活介入太深，以至于章桦很长时间内没法从阴影中走出。离开武汉回到北京后，章桦整整三个月没有办法重新拿起摄像机。

　　角色·成功者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爱心慈善大使”被推上前台

　　随着纪录片《姐妹》的热播，章桦一夜成名。随后，她接到了大量慕名者的求助电话，在她们中，有人长期自闭在家，缺少他人关爱；有的长年饱受丈夫毒打，当地政府不予以解决；有人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用毒打来对付年迈的父亲……在她们中，有人希望章桦能够借助

　　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她们走出困境，也有人希望能够复制章桦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成功之路。

　　章桦感觉到了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她打算用摄像机对求助者进行真实记录，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进而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而在这一过程中，章桦和李京红产生了拍摄《姐妹2》的念头，而被拍摄对象正是看过《姐妹》而前来求助的观众。

　　四年多的时间内，章桦用自己的摄像机帮助过近五十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李京红看来，成为“爱心慈善大使”并非章桦的主动选择，《姐妹》的热播让章桦被大众所概念化，很多人想复制章桦的成功道路，于是寻求章桦的帮助，章桦在感觉到自己被社会需要的同时，开始被推上了这条帮助别人的道路。2006年4月，章桦出任中国广州现代医院肿瘤百万基金会“慈善爱心大使”。

　　章桦说，在她帮助过的人里，一名叫衡川的7岁武汉男孩最让她心痛。2006年5月，男孩因掉进一口1米多深沸腾的水锅，全身98%以上的皮肤被烫伤，因为承担不起治疗费用准备放弃，章桦接到了湖北卫视记者的电话，赶到了医院后，男孩正命悬一线，悲伤的父母痛哭失声。章桦到来后和孩子的父母朝夕相处，用镜头记录这个苦难家庭的日日夜夜，该片在央视播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衡川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共计80余万元治疗资金和20多万元药品。

　　角色·冲突

　　■成功带来责任

　　无所适从也别无选择

　　章桦说，这场官司让她改变了很多，她知道自己正失去一些很珍贵的东西，比如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但她自己依然是个普通的农村女人，而不是那个被大众所概念化和神化的章桦。

　　在章桦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历程中，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角色的转换过程也是冲突过程，这给章桦带来喜悦，也带来迷茫和痛苦———她走出农村，却无法融入城市；她慷慨捐助，自己却一贫如洗；她帮助别人，自己也渴望关怀；她倾听弱者的倾诉，自己也需要被人理解；她想在那些苦命的姐妹身上复制自己的成功，却不知自己最终是否真能成功。

　　而李京红则这样看待这个被他从发廊里推到公众视野中的女性：“光环与荣誉让章桦在无所适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成功。一夜之间，她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她没有选择，摇摇晃晃地行走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去面对那些向她求助的姐妹……”

　　记者手记

　　在章桦少时所生活的这片大山深处，村民们正在陆续搬离，移民到了山下的城市。在当代中国，农民进城的大潮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波澜壮阔的景象之一，他们在改变着城市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他们在生存面前的挣扎，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中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在成就着自己“中国梦”时所遇到的纷争，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彷徨和困惑。

　　从1986年就已开始走出大山的章桦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了22年，从社会底层的发廊女到获奖的纪录片拍摄者，再到“爱心慈善大使”……在通过机遇和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中国梦”的同时，章桦也遇到了新的彷徨和困惑，她在城市扮演新的社会角色过程中成为了一名被告。

　　在记者看来，传统乡土社会的乡邻情面意识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所发生的冲突，是导致这场诉讼之所以发生的最本质的文化原因，也是章桦们在融入现代社会过程中所付出的必要代价。正视他们的彷徨和困惑，加强现代社会规则意识的建设，正是推动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

　　对话

　　记者：第一次坐在被告席上，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章桦：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体验在法庭里的那种感觉，而且是坐在被告席上，感觉自己还是挺紧张的，心跳得特别厉害，感觉像在一直憋着气，甚至感到自己有浑身发抖的样子，就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记者：休庭期间，你情绪突然失控是什么原因？

　　章桦：进法院之前，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一定不能发脾气，毕竟我还面对着一个孩子。但是当听到别人对我道德的质疑时，我就开始情绪激动，特别气愤，一年多里的憋气在那一个时刻就突然爆发了。误解的人还以为我章桦这些年靠帮别人不知道得了多少利益呢？我特别在乎这一点，这段时间我太压抑了。

　　记者：这个案子结束之后，这笔钱将来如何支配使用？

　　章桦：无论判决的胜负结果如何，都会将根据协议,将这笔剩余的款项转回捐款方。我还是希望这笔钱将来用于孩子的治疗，毕竟孩子是无辜的，而且最好能够去宣武医院治疗，毕竟在这方面，宣武医院的专家在全国是最权威的。

　　记者：这场官司之后，要是遇到类似求助的时候，你还会继续这么做吗？

　　章桦：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做了，想停也是停不下来了。但以后像这种个人的捐款我不打算做了，或许还会通过做节目在电视台播放，去呼吁捐款到医院或者家人的账号上，而不是像这次一样让自己处于监管人的角色上。总之会慎重很多，会谨慎考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帮这个忙。

　　记者：《姐妹》热播后，这几年的主要经历是怎样的？

　　章桦：主要是拍摄《姐妹2》，在过去的四年间，我去了19个省份，用摄像机记录了41个女人的悲惨故事，拍下了1000个小时的素材。在这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摄像机所拍摄的片子，供给电视台播放获取稿费维持开销，还能用这种方式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最近半年以来，主要是《姐妹2》的后期剪辑工作，目前已经初步完成，预计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会推出。